1950年，当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时，立法者们在序言中写下了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愿景：支持“一切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与教育，不受任何商业或政治利益的干预”。七十六年后，这所承载着学界信条的机构，正在被特朗普政府的风暴席卷。

《科学》杂志记者在2026年初获取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在对数百个传统基础科学项目实施20%至30%的预算削减，仅生物学就涉及约2亿美元。

在联邦预算的庞大体量中，2亿美元几乎可以被忽略——但真正令学界不满的，在于其削减的方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内部“极高比例扣除”了基础研究项目的预算，将腾挪出的资金注入一个全新设立的、总投资达15亿美元的"X-Labs计划"。

《科学》杂志新闻(Science News)6月22日发布独家报道“知情人士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削减研究项目经费，用于支持新技术计划 ”。图源：Science News

“战略优先级”碾压一切

X-Labs计划被特朗普政府设计为独立运营、不受传统体制束缚的新型模式。

其六大领域的完整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先进制造、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先进能源、深空探索与太空技术，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国家竞争图谱——科学被重新编码为国家竞争的定向工具。

作为资金腾挪的代价，约1400项现有资助项目被暂停或取消。这些项目中，有些已经运行多年，有些涉及长期观测数据的积累，有些则培养着一代年轻学者的学术生涯。它们的终结并非因为科学价值的衰竭，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所谓新的"战略优先级"。

特朗普政府在《2027财年研发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中，将联邦科研的核心使命重新框定为三个词：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国民生活质量。

这三个词本身无可指摘，但当它们成为科研资助的唯一筛选标准时，"自由生长"的科学探索便被推向了"战略制导"的轨道。

《科学》杂志认为特朗普的指令不仅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独立性沦为历史，还严重威胁到了该机构一贯的卓越水准。图源：Science News

同行评议的黄昏

更令学界不安的是，决策机制的"金标准"也被搅动。

X-Labs计划引入了一种名为"其他交易协议"（Other Transactions Agreements, OTA）的机制，这一机制允许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绕过传统的、基于优点的同行评议过程，直接向风险投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拨款。

同行评议被视为现代科学信誉体系的"金标准"——绕过同行评议意味着科学资金的分配不再由科学共同体自身判断，而是由行政权力或商业利益决定。

这很快引发科学家们众怒，研究者不再被鼓励去追问那些尚无答案的根本问题，而是被要求去达成那些被预先设定的、可量化的行政目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初衷——支持纯粹基础科学——正在被侵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官员在《科学》杂志的采访中表示："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是否重要'，而是问'这个问题是否重要且能在三年内产生可报告的成果'。"

白宫的手：解雇、空缺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遭受“魔改”的危机早有先兆。去年，该基金会的主任辞职，成为该机构失去独立性的开始。

2025年4月，主任塞图拉曼·潘查纳坦(Sethuraman Panchanathan)拒绝接受“削减55%预算并解雇一半员工”的要求，随后辞职。这位印度裔计算机科学家曾被视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多元化的象征。

而继任者，由特朗普提名。被提名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没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术背景，曾担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及疾控中心代理主任。若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他将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以来的首位非科学家背景主任。不过基金会主任一职目前仍处于空缺状态，空缺时间已长达14个月之久。

在主任潘查纳坦“拒绝解雇一半员工”并辞职一年后，2026年4月，白宫集体解雇了国家科学委员会的22名成员。

22人的集体去职，被学界普遍视为削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独立性的“行政杀手锏”。当科学资助机构的管理层可以被行政权力随意更迭，其公信力便不复存在。

诺奖得主之问：我们是否太轻视“基础科学”？

在迪拜举行的2026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峰会上，这些议题被推向了全球舆论的中心。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Roger D. Kornberg)在发言中回溯了基础科学发现的逻辑："基础科学是非定向研究，它是一切发现的源头。如果你想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不能通过直击问题来完成，只能通过追求对自然的好奇心，然后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才会涌现。"

罗杰·科恩伯格在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峰会上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联席主席、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则将这一讨论置于更广阔的文明语境中："基础科学是文明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渴望。"

朱棣文在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峰会上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的警告则更为直接，甚至带有某种末世感："如果没有对基础研究的充分投入，永远别想看到疾病的终结。"

阿夫拉姆·赫什科在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峰会上

这些声音并非对政策的技术性批评，而是对一种文明方向的警示。当科学被压缩为短期工具，人类将失去应对长期挑战的能力。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宗旨——"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在这一时刻获得了具体的政治重量。罗杰·科恩伯格在峰会上重申了这一理念：“科学旨在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它是一股改善人类境况的力量，它是国际化和非政治化的，它依靠公众的支持和信息的共享，它通过意外发现和年轻头脑的工作而不断进步。”

世界顶尖科学家峰会现场，71位世界顶尖科学家与30余国元首、400多位部长、200余位全球企业CEO参会，阿联酋总统、总理出席

镜鉴中国：警惕“短视”的陷阱

全球局势风云诡谲，将中国置于一个独特的观测位。当美国试图将科研"去制度化、去高校化"并转变为"国家竞争的定向工具"时，中国首先看到的不是机遇，而是一面镜子——以镜为鉴，纠偏自身危机。

据OECD的数据显示，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2024年中国研发投入达1.03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01万亿美元，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首次超过了美国。但总量数据的趋同，掩盖不住结构性的失衡——基础科学的投入不足。

中国研发支出高度集中于应用和实验开发。2025年数据显示，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仅占GDP比重约0.19%。企业自身研发结构中基础研究甚至不足1%，主要依赖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基础任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比重与美国相比，仍有巨大上升空间。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可达GDP的0.5%。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顾天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衡量基础研究投入不能只看总量，更要看制度供给能否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公共性等特征，资助体系不仅需要顶层设计和公共政策引导，更需要建立覆盖项目遴选、持续资助、成果评价等环节的长效保障机制。

当美国正在以行政干预动摇其基础科研体系的制度根基时，中国恰恰需要大力弥补基础研究投入的不足——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攻克关键技术的同时，必须坚决保护"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

如果为了短期产出而牺牲基础研究，中国将面临失去"源头创新"的风险，陷入与美国同样的危机中。

基础科学的投资回报或许需要三十年才能显现，但一个国家失去基础科学传统的代价，却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弥补。

参考资料：

Science News, "Exclusive: NSF slashes research programs to support new tech initiative, insiders say", 2026.

澎湃新闻，“基础研究之要｜他山之石：从顶刊论文到科学基金中的长期主义”，2026。